悼念卿希泰先生我为何走上道教文化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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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卿希泰先生

讣 告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中国道教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国际知名的道教研究权威学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九五”宗教学学科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前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顾问，成都市道教协会顾问，四川省首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优秀教师、优秀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哲学系创建者之一，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创所所长，国家“985工程”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卿希泰先生，因病于2017年2月17日21时30分在成都安详离世，享年90岁。

卿希泰先生1927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1947年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就读期间即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青年组织“中国火星社”，担任四川大学分社社长。1949年成都解放后，曾参加接管四川大学的工作。1951年本科毕业，留校任法律系秘书兼助教。

1952年，由于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需要，卿希泰先生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成为第一届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的学员。1954年研究生毕业，回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59年，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卿先生负责创建四川大学哲学系，任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该系的建立，填补了当时西南地区哲学教育的空白，培养了大批哲学教学、科研人才和党政干部。

1980年9月，经教育部批准，我国高校第一个宗教学专门研究机构——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成立，卿希泰先生担任创所所长。在卿先生带领下，该所在宗教学领域创造了我国高校的多个“第一”：第一份宗教学学术刊物《宗教学研究》（1982年）；第一个宗教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2年）；第一个宗教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第一个宗教学省级重点学科（1992年）；第一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999年）；第一个宗教学国家重点学科点（2002年）；第一个宗教学专业独立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3年）；第一个宗教学专业的国家“985工程”哲学社科创新基地（2005年）。

卿先生在科研工作中发现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国际上甚至流传着“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论。抱着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卿先生决心深入研究道教文化，为国家和民族争光。数十年来，他锲而不舍，严谨治学，编著出版道教文化研究学术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15次，其中一等奖7次。如《中国道教思想史纲》获得四川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86年）、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5年）等奖项；《中国道教史》被项目鉴定组评价为“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且在国际道教学术研究界亦产生重大影响，它代表了当今我国道教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获得四川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6年）、第三届国家图书奖（1997年）、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等奖项；《中国道教思想史》，经专家鉴定认为“填补了道教思想通史研究的学术空白，是我国道教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009年），获得四川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10年）、教育部第六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13年）。日本著名学者曾评价道：“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最高水准的道教研究机构，其所长卿希泰教授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等众多著作，也一样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最高权威，就在日本也享有崇高的威望。”

卿希泰先生毕生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为四川大学乃至全国宗教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呕心沥血、成绩卓著。他为国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其中有的已成长为国家宗教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跨）世纪优秀人才，他还为其他国家培养了数十名留学生和高级进修生，为发展我国宗教学研究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卿希泰先生忠诚于党的文化事业与教育事业，崇尚真理、胸怀广阔、眼界高远、勇于开拓、学殖深厚、道德高尚。他的一生，是报效国家的一生，是献身学术研究的一生，是拓展人文教育的一生，是诲人不倦的一生，是不懈奋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卿希泰先生的辞世，是四川大学的重大损失，是我国学术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卿先生的优秀品质与学术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把四川大学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卿希泰先生千古！

四川大学

二○一七年二月十八日

卿希泰先生追思堂设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158会议室。

追思会定于2017年2月22日上午10点在成都东郊殡仪馆举行，需要乘车前往的人员请于当日上午8点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体育馆前集合。

联系电话：028－85412533（传真）、13550108057、1388056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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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走上道教文化研究之路

卿希泰

一

我于1928年出生在四川省三台与射洪两县之交万全山麓的一个偏僻乡村,周围一二十里没有一所小学。四岁便开始上私塾,启蒙老师就是我的父亲。从三字一句的《三字经》念起,然后读四字一句的《史鉴节要》、《文昌孝经》,继而读《声律启蒙》、 《孝经》和“四书”、“五经”等。早晨、上午和晚上读“生书”,下午先是“温书”,然后是听讲、习字、联句、作对联等等。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即开学,读到农忙时便停学放假和大人们一道参加一些田间劳动。到1939年冬天, “五经”快读完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了。 1940年春,家兄送我到射洪县太乙乡上小学,从高五读起。第二年秋天,便以同等学历考入了射洪县太和镇初级中学。

在初中阶段,我对新旧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除课堂学习外,自学了不少新旧文学著作,并试写过一些诗歌、小说和其他各类作品,有文言体,也有白话体,其中有些作品如小说《爱·恨·悔》、《XY传》和纪事散文《射洪城北金华山露营记》等,曾获得过老师的好评,并以壁报形式在全校发表。当时正是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很多都是从东北和华北流亡入川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和课堂流露出一种国破家亡之恨,对我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44年秋,我考入当时非常有名的成都树德中学高中部,在这三年时间里,一直都是著名学者庞石帚教授教我们“国文”、 “中国文学史”和“作文”等课程,

“国文”课本就是《经史百家杂钞》。庞先生的学识和人品,深深地感染着我。由于他不太喜欢评阅学生的白话文,所以他出的作文题往往都比较适合于用文言写作,因而在这三年里,我的作文全是用文言写成,其中如《儒以诗礼发冢论》等,也曾受到庞先生的好评。当时为我们讲授中国史课程的著名学者罗孟祯教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口才吸引着我们,他的每次讲课,都像一场极其生动的学术讲演,有声有色,引人入胜。所以他对我的读书倾向有很深的影响。就这样,在高中阶段,我的兴趣便逐步集中在文史、特别是中国哲学方面。

1947年秋,我考入了四川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进校不久,即投入到当时如火如荼的学生民主运动潮流中去,并与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创办了“南北社” (取鲁迅“南腔北调”为名),结合运动的需要出版壁报,曾写过一些杂文如《论清高》、《负起“五四”的时代使命》等等之类。随后又加入地下党领导的革命青年组织“中国火星社”,并任四川大学分社社长。 1949年成都解放后,曾参加接管四川大学的工作。 1951年6月在川大毕业后,即留校任法律系秘书兼助教。 1952年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学习, 1954年毕业后又回到四川大学任马列教研室秘书和讲师。从此以后,便一直是学校的一名“双肩挑”干部,即一面从事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一面又担负着一些行政工作。 1957年12月起,在担任全校公共哲学课的讲授同时,又担任生物系党总支书记,那时候生物系仅有动物和植物两个专业,于是我便与系主任一起创办了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微生物等三个新专业,改变了当时生物系的专业结构。 1959年负责创建哲学系,任总支书记兼系副主任、副教授,该系的建立,填补了当时西南地区哲学教育的空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哲学教学和科研人才及党政干部。 1980年负责创建了宗教学研究所,任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还兼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学科规划评审组副组长、全国高校首届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首届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 985”工程二期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等。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四川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宗教学研究》和《儒道释博士论丛》主编,并兼香港蓬瀛仙馆道教文化资料库主编。 1991年起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

二

我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是经历了反复波折之后,转入道教文化研究的轨道而迈步前进的。

1950年代中期,我在四川大学担任全校公共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讲授工作,当时使用的教材是从原苏联翻译过来的,在体系上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地分为三块。我在教学过程中,试图以唯物辩证法、特别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把这三个部分贯穿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根据这个构想,我计划编写一套系列小丛书。写出的第一本叫做《物质与意识》,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及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并与主、客观唯心论、不可知论、庸俗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共约20万字,交给省里的一个出版社,已经通过了层层的审批手续之后,交到印刷厂即将付印了,却由于该社开展政治运动而中途停止。这项计划的第一步即受挫,也就无心再走第二步了。经过这次波折之后,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便转向思想方法论和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探讨,前者以阐发“两点论”为中心,后者以研究唐甄思想为重点,均写过一些文章。不久,即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在“四清”和“文革”中,不仅使我自己吃尽了苦头,而且还连累到我的妻子和刚上小学的两个孩子,被迫中断下来,所有的文稿和资料,不是被查抄,就是付之一炬。从这次波折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更为深刻了。 “文革”的中后期,我在劳动之余,偷闲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和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籍,对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反省,对今后应走的路子也作了思考。我感到,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儒、释、道本来是三大支柱,但我们过去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仅局限于儒家,对释道两家,特别是对道教往往持有偏见,对其思想的研究非常薄弱,以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往往带有片面性,不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传统哲学及其发展规律,这对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都是不利的。再者,道教本来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国内研究的人不多,成果很少,而国外却是一个“热门”,研究的人甚多,成果也不少,以至1968年9月在意大利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议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议,在出席的各国众多代表中,却没有一个道教故乡的学者,这是极不正常的,与我们国家的国际学术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对此情况,不能不痛下决心,拿出自己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来,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光。恰好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一位负责同志来信,建议我承担道教研究的任务。由于有前面的思想认识,我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开辟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道教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这项研究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且头绪繁多,需要阅读的图书资料浩如烟海,而且其中精华与糟粕杂陈,科学与谬误交织,难于鉴别。不少道书,其作者和出现的时代均难以考定,而过去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不多,可资借鉴的东西很少,许多事情都要从头做起,特别是当时四川大学图书馆还没有一部完整的《道藏》,有时为了查阅一个资料,还要跑省图书馆或四川师大图书馆。工作条件既艰苦,有时还要遭到一些不了解此项研究重大意义之人的误解或白眼。但这一切都从来没有使我的思想产生动摇,既然方向已定,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时我就是这样鼓足勇气,迎着困难、披荆斩棘、争分夺秒、夜以继日、默默无闻地在浩瀚的书海中耕耘着。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我的研究成果终于陆续问世,我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支持,并迎来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我一起创建了一个研究所。这样,研究力量大大地增强了,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于是,国家级和省部级的重点科研项目,国际资助的科研项目,一个一个随之而来,研究成果也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优秀科研著作一、二等奖,宗教学被评为四川省首批重点学科,先后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宗教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授权点,且是全国高校首批宗教学博士点,宗教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一批接一批地从这里培养出来,走上国家需要的工作岗位,不少人已晋升为教授甚至博士生导师,成为本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此外,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等国家不断派遣学者前来学习和进修,我们也先后应邀去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访问讲学或参加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都与我们有学术交流关系,港、台地区也不断有人前来攻读学位,我们和这些地区的学术交往也日益频繁。我们的研究所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如日本著名学者中村璋八教授于1987年12月和1988年4月先后撰文说: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最高水准的道教研究机构,其所长卿希泰教授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等众多著作,也一样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最高权威,就在日本也享有崇高的威望。”国际上的这种评价,从我个人来说,实在是愧不敢当,但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则是令人欣慰的。表明经过这些年来的努力,我们的道教研究在国际上已受到了同行学者的称赞,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争得了一定的荣誉。 1999年和2001年先后被评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首批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和国家级的重点学科, 2003年被评为全国宗教学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2004年被评为国家“ 985”工程二期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这既是国家为推动道教文化研究所采取的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措施,也是对我们所30年来各项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对我们30年来战斗历程的一个很好总结。

三

在我刚开始从事道教文化研究的时候,这个领域在那时的我国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带有拓荒的性质,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许多学术难题。比如说,道教发展的历史,有没有自己的客观规律,这便是研究道教史的时候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使道教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否则,就将是一笔杂乱无章的糊涂账,其他许多问题的科学认识就无从谈起。但是,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容易的。

首先,关于道教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张陵创教的时候,奉老子为开教之祖,以其五千文为圣典,使其徒读习,遂有道教起源于老子的说法。《魏书·释老志》便说: “道家之原,出于老子。”这里所说的道家,指的就是道教。在过去,主张这一说法者甚多。其实,这一说法,最初不过是道教徒的依托,并不符合事实。随后道教徒为与佛教相抗衡,又另外臆造了许多关于道教起源的说法,并抬出一些祖师驾临于老子之上,时间愈推愈远,乃至提出道教的起源远在天地之先的渺茫时代。《隋书·经籍志》即采用了此说。我认为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不可靠的。我在开始研究道教史的时候,便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一种宗教的产生,总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要了解道教的起源,就必须分析它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①于是我便从探讨秦汉时期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着手,根据大量第一手历史材料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以及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实际状况,从而阐明了道教赖以产生的气候和土壤,回答了道教为什么会在东汉中后期产生的问题。并指出,仅有这种产生道教的气候和土壤,没有产生道教的种子,道教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凭空产生。道教既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它的种子来源,便只能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便进一步探讨了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及其孕育过程,又根据大量原始资料具体论证了在道教的创建和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古代许多的传统文化,如先秦道家和秦汉之际的黄老思想,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墨家思想, 《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谶纬之学,神仙思想以及巫术和神仙方术等等,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和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孕育而成。阐明了道教的产生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孕育的结果。而且指出,它的产生与世界三大宗教的情况有所不同,它并不是由某个教主在短时期创建的,从它的孕育到最后形成,还经历了一个从方仙道到黄老道的长期酝酿过程,到东汉顺、桓之际,道教方正式诞生。所以,道教是中国社会历史自身发展的产物,它在东汉中后期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从而把对道教起源问题的认识,引导到对社会历史作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凭主观的臆造。

其次,对道教发展史如何分期,更是一个涉及对道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如何认识的重大问题。迄今为止,许多道教史的著作,都是按封建王朝的变更来划分道教发展的历史,这种划分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尽管道教发展的历史是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受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很大制约,因此绝对不能脱离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基本状况来孤立地考察道教发展的历史。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一经产生之后,也有其本身相对独立的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道教史的分期,就应当既考虑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对道教发展的制约,又应当如实地反映道教发展过程中它本身各自不同的阶段和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和状况,从而揭示其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在过去,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个方面作过一些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宝贵的参考资料。例如,傅勤家先生所写的《中国道教史》一书在第二章中就介绍了“外国人对于道教史之分期”,认为只有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先生《道教发达史概说》关于道教历史的分期“较为周到”,据介绍,常盘是将整个道教发展史分为五期,即:

第一期,开教时代,此指后汉张陵开立天师道时代(152)至东晋末(419),凡267年。

第二期,教会组织时代,此指南朝刘宋开运(420),到南北朝之末(589),凡169年。

第三期,教理研究时代,自隋至五代(589— 960),凡371年。其中,又以唐玄宗为中心,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隋开始(589)到唐天宝十四年(755),凡166

年;后期,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开始,至五代末205我为何走上道教文化研究之路（卿希泰: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32页。）(960)为止,凡204年。

第四期,教权确立时代,自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开始,至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为止,凡647年。又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为北宋时代(960—1126),凡166年;中期:为南宋至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127— 1294),凡167年;后期:自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至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凡312年。

第五期,继承退化时代,自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到民国(1949),凡341年。

常盘先生对道教发展史的这个分期,是完全打破封建王朝体系的框框、力图反映道教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的大胆尝试,确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暴露出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即完全脱离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特别是道教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来孤立地抽象地考察道教的历史,因而对道教本身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便不够清楚,对道教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基本特点就抓得不准,所以对时期的划分也就不太科学,说明不了道教本身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

尽管常盘大定先生所提出的道教发展史的分期有不够科学的地方,但他毕竟是最早打破王朝体系、力图按照道教本身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分期的学者,所以影响比较大。首先是傅勤家先生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全盘接受,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范寿康先生《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对道教发展的分期,亦基本上采用此说。我在研究道教史时,也认真研究了常盘先生对道教史的分期,从中汲取了智慧。但我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认真研究各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科学文化背景,特别是联系道教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复杂关系,全面地考察道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以常盘大定先生的分期为借鉴,将道教从产生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1)汉魏两晋南北朝为道教的创建和改造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张陵、张角等人创建的民间的比较原始的早期道教,经过统治阶级镇压与利用改造相结合的两手政策便逐渐分化,一部分向上层化的方向发展,使与当时的农民起义相结合的民间早期道教逐步被改造,并转化为上层化的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士族贵族道教,另一部分则仍在民间继续流传,并继续坚持反对统治者的斗争; (2)隋唐五代北宋为道教的兴盛和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道教在经过改造之后,便一直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植,社会地位大为提高,道士人数大增,道教组织更加强大,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规模日益壮观,道教学者辈出,道书数量大增,道教理论空前繁荣,并在各道派间,形成了以茅山宗为主流的局面; (3)南宋金元至明代中叶为道教内部的宗派纷起和继续发展与兴盛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因出现了南宋偏安,形成与金、元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形势下,道教内部也随之宗派纷起并形成了一些新的道派,互争教会的领导权,对原有道教进行了改革,元代统一以后,逐步融合为全真与正一两大派,从而形成与上一阶段显著不同的特点;(4)明中叶以后至民国为道教的逐步衰落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封建社会便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作为其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道教,其上层地位日益下降,并随之逐步走向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道教又从衰落的困境中走出来获得了新生,道教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拙编《中国道教史》的分卷和章节安排,即是以此为准则的,尽可能从内容到结构均体现道教本身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性,并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史与论相结合,对道教为什么在东汉时候产生和怎样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候为什么分化和怎样分化,在隋唐北宋为什么兴盛,特别是道教理论在这时候为什么会大发展,南宋以后道教内部为什么宗派纷起,明中叶以后道教为什么走向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道教为什么走向新生等等,均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给予了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解释;对一些道教派别的产生和它们的分与合,对道教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的变革,以及道教与儒释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均实事求是地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予以正确的分析和考察,从而把悬挂在天国的宗教问题还原为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揭示了它自身的规律性, “创立了道教史研究的框架体系”,并给道教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以任继愈先生为组长的全国同行知名学者所组成的项目结题鉴定组在“专家评审意见”中,均一致肯定了本书“对具有1800多年历史的中国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作了全面勾勒,对道教发展史作了科学分期”,并认为本书“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且在国际道教学术研究界亦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身上。这种观念虽然由来已久,但却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而且在学术上往往带来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碍了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学术偏见。不对这种学术偏见提出挑战,则开展道教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也不会被人们所理解。为此,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研究中国道教史的重要意义问题,也是多年来本人十分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发表过一些专门的文章,我所编著出版的一些学术专著,也对这个问题有所阐述。我反复指出,要正确认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就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一方面是道教对所有的传统文化几乎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它能融摄百家,像海纳百川一样,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没有儒家那种视自己为正统、别人为异端邪说的排他性。马端临称它是“杂而多端”。唯其如此,所以许多古代的文化思想,都汇集在道教文化之中,并借道教的经典保存下来,得以流传至今;另一方面,是在道教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建筑、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伦理道德和民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鲁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曾提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论断,这便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科学说明。因此, “为了很好地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弄清中国的`根柢',以便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中国道教史,是很有必要的”（卿希泰: 《中国道教史》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13- 14页。）。这种看法,近年来已为学术界许多学者所接受。以任继愈先生为组长的《中国道教史》结题鉴定组在“专家评审意见”中,也肯定本书正确地阐明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应占的地位”, “并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道教的意义”。

回顾这段学术历程,我走上道教文化研究之路,最早是在“文革”中后期的“牛棚”中开始的,那时人们对于道教还存在一种非常错误而又相当普遍的看法,就是认为它是一种“封建迷信”,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许多思想都是从儒释那里抄袭而来,甚至认为连它所奉的最高尊神三清,也是模仿佛教而创立的,按照他们的说法,道教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可以取消,而且有些人实际上就已经这么在行动了。为了澄清这种错误的看法,我就从道教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做起。所以我的第一部系统研究道教的著作,就是《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共三卷。“文革”刚结束,尚未给我正式落实政策和恢复工作之前,我便将第一卷的手稿整理完毕,交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并很快得以出版,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当时明确提出了道教与儒释,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它与儒释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另一方面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从而推动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繁荣和发展。“可以说,不研究中国的道教思想史,便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我国的历史,更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思想的演变。”（卿希泰: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29页。）并探索了中国道教思想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以及道教思想发展史的分期,为后来编写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道教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为了首先保证完成国家的重点科研任务,便把个人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的整理出版往后推移,因此,该书的第二卷是在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道教分支学科的编写任务之后,才抽空整理出来交付出版的,此后便接连不断地承担着国家的重点科研任务《中国道教史》和《中国道教思想史》的编写,于是在拖了很久之后,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一再催促下,才把该书第三卷的手稿整理出版,由于距离第一二两卷的出版时间太久,遂同意该社责任编辑汪氵弥的意见,将书名改为《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这时已经开始着手编写国家“九五”规划重点科研任务《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本了。现在四卷本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已交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后,我遵照许多学者的建议,准备再重新修订《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重修《中国道教史》四卷本,为弘扬道教文化尽可能贡献自己一点绵薄的力量。

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需要研讨的方面很多,我们现在仅仅作了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可说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重,还需要更多的同志共同的努力,特别是要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勤勉不息,方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四

对于未来,现在只能提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我认为,我国的道教研究今后所应努力的目标,主要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向纵深的方向发展。这里提几个主要的方面作为参考:

一是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以拓宽道教文化研究的范围。当前已经起步的道教与哲学、道教与文学、道教与伦理、道教与养生、道教与科技、道教与音乐、道教与艺术、道教与美学、道教与语言、道教与考古、道教与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关系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争取能有一些更高水平的成果出来。与此同时,道教与政治、道教与儒释、道教与民俗等方面的关系研究也亟待开展,并争取创造出高水平的成果。

二是开展地方道教史的研究。目前仅有《武当道教史略》、《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西北道教史》、《香港与澳门之道教》、《台湾道教源流》等个别著作问世,尚待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能推动

道教史的研究更上新台阶。

三是开展道派史的研究。这方面目前仅有《天师道史略》、《楼观道源流考》、《净明道研究》等个别著作问世,许多重要道派,都还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研究成果。已着手研究的,也还有待于更加深入和提高。

四是开展道教典籍的研究和整理(包括注释、标点、译为白话)。这项研究得到国内一些出版社的重视,也出版了一些道教典籍的注释和翻译,但将其像中华书局那样系统安排列入计划的并不多,即使有系统安排的,其进展也很慢,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这项研究还需加大力度。

五是开展道教教理教义的研究。这方面目前仅有一些著作和文章涉及,还须有人专门从宗教神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总结过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面向未来。所以它不仅对于纠正长期以来学术界的某些人认为道教没有自己系统的教理教义这种学术偏见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引导道教如何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潮流,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是开展道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研究,特别是道教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的研究,也应当提上日程,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这对于弘扬道教文化和适应人类文化全球多样性现代化发展都是非常必需的;同时,对于构建全人类的和谐社会也很有现实的意义。

七是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出版国外有关道教研究的优秀成果。虽然这是一种带有资料性质的基础工作,但却是开展道教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方面。这是因为,道教研究在国际上早就是一个“热门”,如在日本和法国都有上百年的研究历史,其研究的学者目前已是第五代,美、英、德等国也在急起直追。他们从事道教研究的人很多,出的成果也不少。而且他们很注重资料的收集和积累,我们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都被他们所掌握和借鉴。相反,他们的一些重要成果,我们翻译过来的则很少,这些年来,只有很少几个学者作过一些工作,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抓紧作好这项工作,对我们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是不利的。所以,这项工作在当前也亟待进行。

另一方面,有计划有系统地将我国有关道教研究的一些重要著作翻译成外文介绍出去,这对于中外学者相互进行学术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道教文化研究水平,也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只有美国俞检身(DavidC.Yu)教授翻译了我所主编的四卷本《中国道教史》的第一卷,已于2000年由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尽管它在封面上和版权页上都没有书写原作者的名字,从保护知识产权来说这种做法是不太恰当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好的开头。我们还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以利于中外学者一道来为弘扬道教文化而努力。

总而言之,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正如王明先生在《中国道教史》的序言中所说: “解放前,基础比较薄弱。解放后,起步较晚。”在十年动乱之后,才把这项研究工作正式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这些年来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虽然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重大发展,取得了国内外同行学者所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毕竟我们正式起步的时间较晚,从总体上看道教文化领域的许多方面,目前还尚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状态,每一个有志于献身此项事业的学者,都会拥有非常广阔的天地。只要选择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向,采取正确的研究方法,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专一精神,坚定不移地钻研下去,就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就。

说到这里,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还有必要专就方法论的问题再补充几句。这些年来,我深深地感到,要在道教文化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学术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显得特别重要,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作指导,在如此复杂的问题面前,就有可能沉没在浩瀚的文献故纸的海洋里,迷失方向;只有依靠正确的方法作指导,才能帮助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这里,最正确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的方法, “两点论”的方法。它是我们进行道教文化研究的最好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是我们经常要使用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有很好地掌握它,运用它,才能使我们在复杂的事物面前,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们, “从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否则就很难取得什么成就。这也是我多年来反复阐述过的一个问题,愿将这点个人体会奉献给有志于道教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以资共勉。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 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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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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