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渔歌子——读《玄眞子外篇》想到的

这几天在看《玄眞子外篇》，深深感叹述理精深之外，风格飘逸，庄子之后所仅见。其象之瑰丽奇绝，达到了宇宙观的高度。我说想来张先生确实见到了那些景观。师父说玄眞子本来就是修炼中人，其最后水解，与张紫阳真人之一系是一样的。

这与我想法也一致：从著述中境界，可推其人之境界。如随着学习和认知逐步加深，越来越觉得，邵子是有实修的。他平白如话的一些诗句早已讲出了核心的东西：「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从心上起经纶」，「能知万物备于我，肯将三才别立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这非实际见到不能知。

由此想及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为何唐以后修道人的著述风格一变，宋以后又一变。元承宋之余绪，尚有重要著作，至明则无人谈玄，或演法，或丹道去了。清则几无可观。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随年代发展，这个体系不是越来越完备，而是越来越荒疏支离、越来越流于枝节和技术，而去真正大道越远。

首先其间必然存在历史断层的作用。也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中国历史的中辍并不少于其延续。有很多制度及文化，说是承袭，其实是在既有的残片基础上的复原。即以礼而言，所谓唐承汉制，宋承唐制，至于明代标榜正统，其实即以法理而言，已大与古不同。在道家知识传统这方面，是同而不同。同，表现在也存在传承的断绝，不同，则表现在有些隐伏的潜流仍在接续那个更古老的传统（且礼失可求诸野）。

在流传于世且被收入道藏的可见文献之中，随着年代的不同，在书写的风格及题材上，有明显的差异性存在。尤其明清的作品，与前差异很多，这可能源自几方面的影响：

其一是市民社会和商业的发展，与印刷术的进步同期。这造成了对于修道类书籍的需求及行销的可能。书籍从载道的神圣性地位跌落，成为了大众可以消费的商品。同时，这也与唐宋以降的知识垄断被打破、教育下沉的变化有关，民间识字率提高也促成了对文化商品的需求。原本作为少数精英品享，在小范围内传播的道书，可以成为坊间流行，而这种流行又可望为著述者带来现实中的利益。这必然会重新改写道书写作的形式。

其二是西方天文学（及宗教）的传入，使得中国传统的天心说受到了影响。当人群意识到世上存在不止一个解释系统，且彼此排斥之际，必然会动摇一些固有的观念。这当然不见得必然是坏事。知识系统的相互接触，往往是彼此激扬，迸发火花的机遇。但宇宙观这种东西太过特殊，且在这个例子里，其与政治系统是如此深刻的相互勾连，以至于影响极为深远。意识中有不止一个中心，很可能会导致「不纯」，这在其后也影响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且影响及于实修。在此之前，中国式意识里已有外来的影响存在，例如佛教。但汉地流传的佛教早已经由本土化而被赋予了全新的认识，且经过有意识的诠释，体现了（虽然不见得非常成功的）统一（三教合流）。尽管在思想内核中存在很大差异，但可进行统一化的论述，尚不觉凿枘。但西方天文学与中国天心论从一开始就是政治话语权之争，并未有机会充分对话与彼此适应。而天文历算诠释权的旁落，看似仅作用于当权者的统治，其实对世道和人的思想亦发生了更大的影响。一个直观的例子是，明清以降的论述，其气不如前人充盛——当然，这也可能与知识人在此间受到的挫败太多有关。可能与世运相关，明清以降，不独道家著作，少见先秦汉唐所有的生命的大飞扬。其气沮也，只能往精密化发展，套用近来被用滥了的词汇，「内卷」了。

其三，延续以上所说，因此明清著述多套语，而少创见。个人管见，见道是无次第的，而表达的形式有。先秦汉唐之人，所见之为一而各有发表，不单有理论和言辞的创新，且有全新的体系构建。这种创新意识，也是生命力的表现。其精英人物，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切入角度和实现方法都是独到的。但明清之际，这套已经成熟的话语体系，使得一个想要表达道的人，手头有了一套实用的工具语料库，基本理论、术语、公式都已是现成的可以套用。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明代以降，其实与世界上其他知识体系的发展同步的是，「通才型」的天才，及可以涵括一切理论的理论都开始没落。世界仿佛开始复杂到似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没有一套可将之涵括无遗的理论了。（而在中国，这可能也与从唐代开始建构、为中央集权方便服务的知识型人才专业细分有关。有些知识为官方所垄断，而有些专业性知识被贬为技艺，与知识分子的传统教养剥离，被赋予了专业性的人才。在西方，则可能与以经院为雏形的大学教育专业细分有关。知识的专业细分，其实很大程度上并不与知识本身的属性有关，而与权力关系有关。）语言工具及与之关联的观念工具的成熟，在使人易于入手及同领域人相互间可沟通的同时，也束缚了新的思想、新的表达形式产生的可能。留予有志学人的，似乎仅剩下按前人留下的路径，去复制前人成功的经验，并留下一本与前人著述相似、宛如重组及换个方式重述的著作……（并且很多甚至无法达到前人那样的高度）

其四，然而很有趣的是，明代人真正的创新，却是在体裁和表达领域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写道书的方式——小说。这可说是延续了从庄子开创的寓言传统，且受唐人小说、元代杂剧的影响，也与印刷术的发展及商用密切关联。至少《封神榜》和《西游记》二书，作者不单是道门中人、有意识地运用了其中的基本概念，且有明确的叙述某个主题的创作意图。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戏剧形式，是以大众对对象的，道家思想与技术的有意识展演。封神榜是讲了世运推移、革命鼎新的历史观，及「封神」作为一种技术的本质和操作。西游记就更明确了，它就是一本丹道书，但融会了世相百态、神话、历史及地理学概念，可以将之看做一本道家视野中的世相百科全书，并且有趣的是，它审视了佛教及其在中国社会的来历与作用。很难想象，这会是无来由的随心之作（顺便一提，两位作者的身份隐藏都相当成功），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只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对于香火世界或者也是。甚至可以说，这种新形态的「文以载道」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社会实验。在今天的通俗文化中，也不乏与之相称、随时可见的例子。人天生是需要故事的，从人类仍在篝火前，听部族长者讲述从先祖那里代代相传下来的故事起始便是如此。故事使人建构起关于其自身的历史，在宇宙中的定位，社会的关系，可为之事与不可干犯的禁忌……当然，商业化的发展趋向就是一切都会走向庸俗。这一系列的创作到了清代及更后，就成为纯然仅披话语体系外衣的娱乐工具了。（在当代，可以看到的例子是，在武侠三十年前的落幕之后，仙侠的兴起。这一潮流将给中国人的心智景观带来什么影响，尚待观察。）

其五，同时显然的是，明代道家的重要发展是在法术的成体系整理及道藏的编纂上。而这与其他文明历史进程的表现也是相符的：印刷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总会导致百科全书的编纂，亦即对既有知识的整合与体系化。法术的体系化尤其值得注意。刊刻出版及民间流通的法本，与传统上的石室藏书不同，是来源可追溯的。虽然秘法依旧被秘密传递，但与传统上「不知来源」或来源荒古不可考相异的是，这种秘密不是神圣性的，而是人间性的。（事实上，只要有公开流通，秘密就不可能一直被保守。）而这种知识传布与道士的职业化有关，且因这一职业化过程，道家知识体系在大众意识中的认知，从知识的神圣化、庙堂的礼仪性，转变为与世俗密切相关的、解决现实中问题的专业化知识。这个职业化的过程，可能也与香火世界的形态转化过程相关。道士的身份转化，其实同期于世俗vs神圣的世界分离过程，也与道家传统在现实结构的下沉民间有关。

总括而言，随着历史发展，可能观察到的，是一个道的相关论述越来越具体的过程。

当我们论道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一个已经成熟且工具化的知识体系和语料库，还是远远更丰富的，于今尚未发生的无限可能？

事实上，随着科学发展及不同知识体系的相会，当下人的视界已扩展到更加深广。科学理论、技术、新的话语形态、图像化认知和叙事、哲学、宇宙论……这些都予人无限机会，去利用来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如果说较之古人，现代人的心思难以纯一，这可能是个劣势，但相应的，也有可能更跳脱于既有框架，去探索得更深远，去验证更多。或许这是生于这个现代世界的人根植于其所固有的土壤，为道之大树生发出来的新枝新叶吧。

忽而意识到，玄眞子张志和先生，与一代代小学生的相遇，正是烟波钓徒的姿态。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适其所处，与境两忘，淡泊自然，这其实就是合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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