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将军”李广为何难封？从命理学角度分析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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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一生与李广一家结下不解之缘。李广是司马迁所景仰的名将，而司马迁又正是因为李广之孙李陵辩护而遭受腐刑，因此对李广悲剧性的一生充满了深刻的同情与理解。作为《史记》中的名篇，司马迁以诗一般的语言，在《李将军列传》中倾注了满腔热情与思考，使《李将军列传》成为了历代学者研究李广最为直接与详尽的第一手资料。李广是西汉名将，终其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他的最高理想就是通过浴血奋战，为国立功、博取封侯。然其苦苦追求一生，却始终未能如愿，留下了“李广难封”的千古遗憾，引发后人无限惆怅憾慨。
中国社会的命理文化
所谓命理，即命运观。古人认为，人的生死、贫富、寿夭等是生来就已决定的，人是无可奈何的。早在《诗经》中就有对“命”记载: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命理文化是中国民俗和社会心态最充分的反映，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相信命运，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天先就决定了的，而我们凡人是奈何不了的。因此，我们只能尽人力，听天命。但是我们也可以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大有作为。因而，一个社会应顺应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面对大自然，我们也应顺应其自身的发展的逻辑，而我们人更应顺应社会、自然、人类本身的发展规律，只有不违背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逻辑，才能达到社会平安、自然和谐、人类幸福的理想彼岸。中国命理文化十分发达，古代的占卜、阴阳八卦，乃至《易经》，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中国命理文化的真实而具体的体现，是国人对冥冥之中那不可知的命运的预测、祈祷以及寻求补救方法的最有效的心理安慰和心灵慰藉。当遭遇不可抗拒的悲惨命运，难以忍受的痛苦、磨难，以及种种不平之事，中国人会相信上天会惩罚恶人的，只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恶人一定会遭到上天的报应的。这就是天命，而天命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
命理文化对李广命运的主观影响
那么命理文化对李广命运究竟又有何影响，这就必须从命理对其命运的主观、客观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李将军列传》中记载李广的自身命运观的文段共有两处，一是李广因久久不得封侯而自恼，与望气王朔的交谈: “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 ‘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 岂吾相不当侯邪? 且固命也?’”。此时李广以怀疑态度对自己不能封侯的原因阐释为“岂吾相不当封侯? 且固命也”，即将不能封侯归因为骨相不和，命该如此。二是李广最后一次出战匈奴，由于“事不遂人愿”，卫青私自将李广由前将军并入右将军部队，使得“广部行回迄，而又迷失道”，错过了与单于交战机会，贻误军机，以致李广最后抑郁负气不堪刀笔吏凌辱而自杀。自刎前，他将自身悲剧命运归之于天，“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又迷失道，岂非大哉! ”可以说，李广是在一种对天命的畏惧与屈服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一生的。
从文段中可以看出李广一方面封侯心切，即使屡遭失败，他仍然不服命，对自身“难封”命运持怀疑态度，苦苦奋斗追求; 另一方面他却又暗中臣服于天命，以天命之名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李广对天的怀疑与认命，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作用于李广心理层面的深层次影响，助力了他一步步走向“难封”的悲剧命运。由此看来，对于将生死托付于命运的李广，命理文化所带来的不自信等等负面心理状态对其日常生活以及其一步步走向悲剧命运的深层次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其一是他的不自信直接助力于他每次与敌交战损失惨重。在《李将军列传》中，曾对李广有这样的记载: “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箭本来远距离攻击武器，李广对其使用却近乎到了“虏战”的地步，以致“其射猛兽亦为所伤”，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李广的不自信。李广迫切希望立功，希望一招克敌，招招致胜，然而不自信自己拥有真正的百步穿杨之实力，为了圆满自己“飞将军”的神话，他便选择了这样一种近乎肉搏的方式。而其直接结果就是“其将兵数困辱”，士兵因为与敌人距离过近而常陷入包围，伤亡惨重。长此以往，几乎次次战役“广军几没”，李广丧失了邀功领赏的条件，也就导致了其难以封侯。
二是他的性格顽固导致了武帝对他丧失了信心。“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武帝最初对李广是颇为器重的。然而，李广是适应汉初防御战略思想而成长起的将领，长期以来实践的是守边，堵击，禁止远出的战术，但武帝朝战略大变，实行进攻的战略思想。因此当武帝改变对匈奴政策后，李广每次出战或所失之多，或无功而返，甚至本人曾遭生擒，其原因也可归结为现代动机心理学所阐释的，客观唯心主义所导致的“主体不易接受新生事物”，守旧顽固的这一后果。汉武帝给予李广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可是李广偏没有任何重大战功，屡战屡败。这致使武帝最终对李广失去兴趣，启用卫青、霍去病等年轻将领，从而李广有了“不遇时”的悲剧命运。因此，从李广自身来看，他对天命的迷信所导致的心理层面的负面影响应是对他的“数奇”命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命理文化对李广命运的客观影响
命理文化在当时整个汉朝根深蒂固对李广的扼杀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当时汉朝盛行谶纬神学，武帝规定的《春秋繁露》以及后来的《白虎通义》无不透着命理文化的色彩。这也导致了从统治阶级到平民百姓对李广“数奇”之命的相信将李广逼上绝路。从统治阶级来看，早在汉文帝时期，文帝对李广难封的解释: “小者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以道哉。”就可看出李广“不遇时”的观念已经开始在统治阶级形成。而到李广最后一次出征时，“大将军青可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便更是赤裸裸的反映出了武帝对李广的“数奇”之命的深信不移。不怀疑能力、年龄，却从命运上对李广有彻头彻尾的不信任，我们也就不难想象武帝在李广出征时为什么只给他配备少量残次兵马，不予以他与单于单打独斗，正面交战的机会的原因了。缺兵少马，还总是遇上十倍于己的敌人，李广的封侯也由此变得难上加难。
如果居说于深宫之中的统治阶级对李广“数奇”深信不移，那么民间对李广的宿命的认可程度也可见一般。这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李广每次出兵时军队人数少，质量差也可能不仅仅原于武帝的刻意设碍，还原于将领士兵因李广“数奇”领兵伤亡之惨重所致的抵触情绪。《李将军列传》中曾记载“士卒亦多乐从李广”，但根据任怀国的《李广生年考》推算，这应是在孝景帝之时或武帝早期对李广士卒心理态度的记载，而此时李广还未到领兵参战“广军几没”的程度。而到了李广生命后期常出兵伤亡惨重之时，司马迁对官兵跟随李广的态度却只字未提，只是说: “军中自是服其勇也”。就算再佩服李广的勇气，但是一想到随李广将军伤亡惨重，自身难保的命运，按照常人心理，官兵应该多半还是不愿跟从的。这样一来，李广“数奇”便会使他失去大量精兵强将; 失去精兵强将，更易遭惨败; 易遭惨败，更又强化了他在世人心目中“数奇”的印象，加之命理文化对民间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李广意图获得立功封侯的机会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向命运低头的悲剧
正是由于命理文化对李广的主观自身心理的制约，以及客观外部环境的或直接、或间接，或浅层次、或深层次影响，李广离他的悲剧命运愈来愈近。这也引发了后人无限的同情憾慨和感同身受的共鸣。以至于伟大如司马迁，在深刻理解、同情与关照“李广难封”的悲惨一生时，也无不流露出面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甚至，从其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面对自身命运无奈的淡淡身影。
文与史之有益于世，不外一则可观，二则可思。命运本不该成为束缚人的枷锁，然而《李将军列传》中，一生英勇奋战、抗击匈奴与命运不断抗争，然而最终却屈服于命运的李广，以及李广悲剧性命运却引发我们的深思，启示后世继续对命运、命理文化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深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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