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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上系统提出成仙需要道德基础的是葛洪。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之中明确说：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微旨》则曰：“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侫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

《神仙传》中提到了很多修炼的方法，“其手段主要是服丹、服药、内修、房中、积善、忠孝、仁信等”积善、忠孝、仁信体现了道德对成仙的关键作用，“寄托了葛洪道术与德操兼备的修仙思想”这种道术与德操兼备的修仙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壹、笃志至信在葛洪看来，修道之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是要笃志至信、有“至心”，是对神仙信仰的绝对信任，对修道的无比虔诚。葛洪说：“至于仙者，唯须笃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便可得之。”又说：“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志诚坚果，无所不济，疑则无功。”“在神仙信仰的初建阶段，考验的核心是信仰虔诚度”。《神仙传》载，彭祖“一其志也”天门子“志节踈略”、阴长生“高尚素志”，他们具备笃志这一品质；“性好道术”的魏伯阳“知弟子心不尽”，乃假装吃仙丹死去，以试探弟子诚心；壶公因为“（费）长房乃日日自扫除公座前地，及供馔物，公受而不谢。如此积久，长房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长房笃信”，才让他一起跳入壶中，点化费长房成仙。

贰、勤而不怠修道者还要能坚持，勤苦不懈怠，做到坚持不懈，修道犹如播谷，有一个积累过程，不能“朝为而夕欲其成”“坐修而立望其效”。《神仙传》中有九人成仙明显得益于其勤劳的品质：灌叔平好道，但仙人来时，他听信妻子之言，认为他们是“饿书生辈”“欲求腹饱”，于是谎称不在。他的门客陈安世“禀性慈仁，行见鸟兽，下道避之，不欲惊动，不践生虫，未尝杀物”。二仙人以实相告，对接待的陈安世说：“叔平勤苦有年，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遇我，几成而败之。”这两位仙人专门问了陈安世是好游戏还是好道，得到满意回答后才决定给陈安世两粒药丸，经过修炼之后，作为门客的陈安世先于灌叔平道成升天成仙。可见，勤恳、坚持不懈对修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壶公已经成神仙，还会因为“所统供事不勤，以此见谪，暂还人间”。叁、清静无为葛洪认为至善是道，成仙是人生终极目标，好生活就是内在自然的修道人生。道家的清净无为有“为我”“贵生”“全生”传统，注重养生、延年益寿，在内在自然方面，葛洪继承了道家观念，《神仙传》所载第一位神仙广成子直接引用《庄子》论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尔行，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在卷八中，葛洪借左慈之口说：“学道当得清净无为，非尊贵所宜。”又在卷六中，借李少君之口说汉武帝“不能绝奢侈，远声色，杀伐不止，喜怒不除，万里有不归之魂，市朝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因此，得道者不能汲汲于功名利禄，能修成神丹大道正果的人都有清净无为的品质。

肆、仁爱《神仙传》卷三《李八伯传》通篇来看，神仙李八伯考验汉中唐公昉能否得道成仙，“乃先往试之”，到唐公昉家作傭客，“公昉甚爱待之”，李八伯又变着法子考验他，考验的核心是唐公昉是否具备仁爱之心：“后八伯乃伪作病，危困欲死，公昉为迎医治合药，费数十万，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后李八伯“又转作恶疮”进一步考验唐公昉的仁爱之心，通过三番五次的考验后，李八伯“以丹经一卷授公昉，公昉入云台山中合丹，丹成便登仙去”。这个唐公昉成仙事例，非常典型地说明仁爱之心是仙人考察修道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伍、勇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勇敢也是为大众所接受的德目之一。在葛洪看来，勇敢也是能否成仙加以考验的道德品质。张道陵对赵升的考验有两次即是考验勇气，“第四试，升入山伐薪，三虎交搏之，持其衣服，便不伤。升不恐怖，颜色自若”；第七试是让众弟子去很危险的悬崖上摘桃，“陵告诸弟子，有能得此桃者，当付以道要”，三百多人都战栗却退汗流，只有赵升泰然自若大胆前去。这既是对诚心的考验，也需要勇气。这是道教伦理特有的内容，修道之人需要克服人性弱点、或具备特殊才能，否则即便具备了常人没有的一些道德品质，也有可能无法实现成仙目标。只有成为综合实力超强、道德品行完备的人，才有较大可能得道成仙。陆、节制古人推崇适时有度原则，作为儒家三基德中的“礼”即有“节止”之意，节制主要是指对过度的欲望和冲动的控制。节用、节葬则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墨子何以入道家《神仙传》？明代学者胡应麟称：“考墨子绝不及神仙事，然道家率以为得仙，《太平广记》《御览》皆载之，《抱朴子》引墨子七变法诸幻化之术，总之方士依托也。”这只是强调了墨子有“七变法诸幻化之术”，若从墨子成仙的道德因素上看，葛洪是将其作为节制道德成仙的典型人物而立传，故他说墨子“与儒家分途，务尚简约”。葛洪提出的修仙学道要有道德基础的主张，对后世学仙之人，仍然有指导意义。节选自吴成国、刘淑华：《论《神仙传》修道成仙的道德哲学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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