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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在观测日照与月明的过程之中确立了日夜的更替和四季的循环，发现在这其中始终存在着两股既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的能量：“阴阳”。《管子·乘马》：“春冬秋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这一经验事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抽象成为了一对相互范畴：“阴阳”。

《易传》：“一阴一阳谓之道”，认为阴阳乃是作宇宙（规律）之中的两种相互作用力，并由此比附社会现象，将之引申为上下、君臣、夫妻等关系；《道德经·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宇宙之中的这两种作用力是一个内外表里的关系；《南华经·天道》：“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认为阴阳乃是一个动静的关系。总的来说，“阴阳”乃是一对既相互作用又对立统一的范畴，指谓一切具体的矛盾对立概念：但凡动的、热的、在上的、向外的、明亮的、亢进的、刚健的等等，皆为“阳”，但凡静的、冷的、在下的、向内的、暗淡的、减退的、柔弱的等等，皆为“阴”。

（详见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当中的“阴阳”词条）

伴随着阴阳两股能量的宇宙生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出两种既相互作用又对立统一的文化派别：道与儒。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但是，相对于儒家的刚健进取，道家的柔弱退守长久以来似乎总是被世人理解为一种逃避和消极，尤其是对于生产力至上的现代社会来说，道家所提倡的“无为”的也就更没有可取之处了。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南华经·秋水》

中央主动派人来邀请庄子去当公务员，却被其嘲讽了一通。

放在一个编制岗位挤破头的今天来看，或许道家的确传达了一种逃世幽隐的人生态度，从而使得道家本身的“清冷”气质不受社会大众待见——道家在情感上的号召力确实不如儒家那样“热烈”：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因为缺乏情感上的感召力，所以道家似乎一直扮演“独钓寒江雪”的悠然老翁，总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而儒家则像是一个热血青年，风风火火走四方，路见不平一声吼，意欲即刻成就一番丰功伟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儒家是一个有志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热血青年，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所以儒家常常显得有些冲动，总是要忍不住地去指着别人鼻子说：“你这样不对！”——搞得现场气氛非常尴尬。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而作为一个独自钓鱼的悠然老翁，则根本懒得去与别人争辩，也从来不会试图去说服哪个人，去告诉人家你错了你不对。当孟子怒气冲冲地要去和人争辩的时候，南华真人庄子就轻松幽默地说出一段绕口令来阐述争辩本身的无意义：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即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南华经·齐物论》

正因为如此，每当儒家想要热烈地站起来号召全社会的时候，道家总是能够冷静地旁观，时不时地，还要上去挫一挫这个热血青年的锐气，让他也冷静冷静。所以，当儒家热烈地高呼美德的时候，道家则冷静地点出：大家都要去号召美德，正是因为大家本身都丧失了美德，而这样一种被号召的、被人为的、被制造出来的“美德”，其本身也就成为了商品，社会权力越大的人，其购买和拥有的“美德”就越多：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十八章》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南华经·胠箧》

——儒家的一举一动，在道家的眼里似乎都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儒道两者关系，越分析就越像师徒：徒弟刚学了一招两式，就想着下山仗剑走江湖，偶尔闯荡出一点小成绩，得意洋洋忘乎所以，就等着师父上来泼盆冷水，然后才能保持冷静，重新学习，继续成长。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便可以发现：正是因为有了道家这个慢悠悠的老先生时时在暗处辅佐，然后，儒家这头初生牛犊才能够不断地进步和成长。且不说春秋时期孔子数次向老子问礼请教，由此奠定了儒道两家的师徒关系——孔子所谓“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难道就没有几分道家“逍遥”的意味吗？——到了战国末期，荀子重礼，从而启发出韩非和李斯，后来法家成就秦王朝，其实根源在儒；直到汉初建国，还是要从黄老思想之中请出道家的无为政策来休养生息；等到养好了精神，儒家便再次出来号召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家政治集权化的过程之中，道家的宽容于魏晋时期仍旧为文化和精神的自由保留了一席之地，是为“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席之地，儒家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对抗当中于宋明时期形成自己的“理学”与“心学”。

道家属阴，儒家属阳——儒家以其热情和进取在前方发展建设，道家则以其冷静退守后方出谋划策，二者从未真正彼此对立过，它们的内在乃是一个阴阳和合的关系。

秦汉以后，如果历史上只存在儒家而没有道家，这就好比一年到头只有白天，没有黑夜；只有春夏，没有秋冬；事实上，我们很难去判断，如果在秦汉以后，中国的文化和思想沿着阴阳、道儒这两者之间某个单一的面向去发展，那么秦汉以后的历史会怎么发展，今天的社会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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