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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再加上华夏文明的农耕传统，中国始终有着重农抑商的文化性格和价值取向：认为做生意是投机倒把，安心搞实业生产才是正当的谋生之道。

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当“人力”不再是第一生产力之后，对价值的判定也就越来越多元化（并非只有下地干活才是出力，诗人写“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也是出力，出力告知大家要珍惜劳动成果），而随着价值多元化的发展，社会分工必然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这样一种变化，最直接体现，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与财神信仰的兴衰。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两宋时期达到世界顶峰，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国GDP265.5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2.7%，至于彼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已经达到了2280美元，而西欧的人均GDP在当中只有427美元（其中最发达的英国，刚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人均GDP只有宋朝的一半：1250美元）。

宋朝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除了农业手工制造业的全面大发展之外，造船海运也同样大发展，这个势头保持到了南宋（衣冠南渡，政治经济重心南迁），南宋开辟了“江南经济特区”，海运事业蓬勃发展，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欧等50多国通商。

明朝继承了宋朝在江南地区的经济命脉，然后延续到清朝。

根据日本学者所著的《中国经济史考证》论述，清代以来，随着商业的繁荣，货币流通速度加快，银钱业（笔者注：小银行）蓬勃发展，银钱业的老板们便会彼此组建会馆、会所（笔者注：其实就是银行同盟），并且，馆所中都会供奉财神爷赵公明。

当这样一种风尚逐渐在社会上扩展开来以后，便使得财神信仰在民间传播开来。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财神信仰在民间的兴起和流行，应该是在晚清道光年间（1821）。

财神信仰的社会流行，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变化：农业自然是大问题，但是商业也不应该遭到贬抑。

民富，方能国富

其实早在明朝的时候，当时洞察了时代趋势的学者便已经开始就“重农抑商”的传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明末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当中提到：“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顾炎武则主张经世济用，利民富民，“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

不过，晚清开始流行起来的财神信仰并没有持续太久。辛亥革命（1911）以后，孙中山先生希望中国能够与世界完全接轨，所以当局遂弃农历而用西历，然后便劝解民众放弃农历新年，放弃财神信仰，乃至放弃烧香祭祖拜神。1966年以后，全社会的政治运动对于整个传统文化和本土信仰的打击尤为厉害，彼时要破四旧，要打到封建迷信和牛鬼蛇神，便使得财神信仰随着整个传统文化一起被打压了下来：在那个时代，追逐财富是很丢人的事，更遑论财神信仰？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全社会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创业开公司、做生理赚大钱，而财神信仰也才随之回归。不但如此，随之回归的还有本土宗教道教，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农历新年、清明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均被纳入了法定假期当中，至于上坟祭祖，烧香拜神，更是被全社会所提倡和拥护。

道教追求长生厚生，往高了说是修行仙道，往低了说就是要首先保证基本民生，所以《太平经》主张多行救济，维护社会秩序，社会公平无私，阴阳和顺，国富民安，是为“太平”。这样一种道教“太平”的理念和追求，其目标是社会公平，国富民安。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将每个人安顿好，然后将每个家庭安顿好，最后才能将整个社会安顿好。

因此，在今天，人人喜欢拜财神、请财神，无非是希望自己能够安居立业，生活无忧——这不单是个人的诉求，同时也是时代的诉求：只有人人富裕，才能天下太平。

因此，求财并不可耻，个人求财只是全社会经济建设系统当中的一个小分子——如果个人求财是可耻的，那么全社会的经济建设也应该停止。

关键的是，在求财的过程当中，在财神爷赵元帅的信仰当中，道教所给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财富观？

财神信仰之下的道教财富观

赵元帅的主财神职，最早的道经出处，应该是在元末明初《道藏?道法会元》的卷232《赵元帅录》当中：

元帅姓赵名朗，一名昶（chang），字公明。终南山人，秦时避世山中，精修至道，功行圆满，被玉帝旨，召为神霄副帅。按元帅乃晧庭霄度天慧觉昏梵炁化生。其位在乾，金合水炁之象也。其服色，头戴铁冠，手执铁鞭者，金遘水炁也；面色黑而胡须者，北炁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义……元帅上奉天门之令，策役三界，巡察五方，提点九州，为值殿大将军，北极侍御史。逮汉祖天师修炼大丹，飞神奏帝，请威猛神吏为之守护，由是元帅上奉玉旨，充正一玄坛元帅……驱雷役电，致雨呼风，除殟剪祟，保病禳灾，元帅之功莫大焉。至如公讼怨抑，神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利，宜和合，但有至公至正之事，可以对神言者，祷之无不如意。若以非枉不正之事祷之，神必加谴。敬之毋怠。

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赵元帅在元明时期已经具备主财职能，并且，除此之外，他还具备其他两项神职，共计3项：

1、“公平买卖求财利”——劳有所得；

2、“除殟剪祟，保病禳灾”——消灾解厄；

3、“但有至公至正之事，可以对神言者，祷之无不如意；若以非枉不正之事祷之，神必加谴”——赏善罚恶。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以及交易双方的彼此利益，在整个商业交易的过程当中，有着一条最基本的商业原则：诚信。

在社会生活当中，或是通过工作积累财富，或是通过消费享受财富，无论如何，更为关键的是：属于我们的财富，不应该遭遇暴力剥夺或欺瞒诈骗。

因此，在财神信仰当中，其实有着一条隐藏的商业逻辑：

首先，我们希望自己的财富能够避免遭遇暴力剥夺和欺瞒诈骗，这就是消灾解厄；

其次，赏善罚恶则是对全社会的约束，保证所有人都能够做到商业诚信；

最后，有了以上两个条件，如此才能实现其最后一个神职：劳有所得。

财神信仰的这样一种商业逻辑，其实早就暗藏在了中国人的常识当中，那就是老祖宗常说的：“和气生财”。

“和气”的前提，就是人们彼此之间能够保持善意、以诚相待——这也是财神爷赵元帅对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

因此，财神信仰首先是一个时代的自我约束：捞偏门的、缺斤少两的、欺诈顾客的，不但赚不了钱，自然还要遭到财神爷的惩罚——这份惩罚落实到现实当中，就是社会司法体系的仲裁。

此外，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够向现代社会转型，便是因为传统文化（道教财神信仰）当中的这份商业诉求，与现代社会的商业诉求，彼此是能够在目标上达成一致的：公平买卖求财利。

这样一种经由传统和现代在文化上所展现出来的逻辑一致性，落实到社会实践当中，便使得财神信仰与社会司法体系形成了一个彼此互补、相互配合的关系——即便有法律覆盖不到的地方，也有财神爷赵元帅的怒目注视：老兄，求财归求财，切莫作奸犯科。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道法会元?正一玄坛赵元帅秘法?赵元帅录》；

2、崔良斌：《财神赵公明形象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

3、黄景春：《上海接财神习俗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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